又是一年五四青年节，作为走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讲台不久的法学青年教师，我还保留着一丝视角的“新鲜感”，得以同时代入学生和教师的双重处境，去观察人工智能给法学带来的冲击。

 

回视大模型广泛应用之前的法学教育与学习模式，无论老师、学生，或是任何寻求答案的人，我们其实都有意无意地追求“确定性的结果”。仅此而已。经济法这次期中作业的标准答案是什么？这封邮件标准的英文翻译是什么？这篇没有思路的论文该怎么写下去？

 

过去为了得到这个确定的结果，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尤记得张翔老师在《法学论文写作：操作与积累》中对排比材料工作的“獭祭”比喻，需要在图书馆里翻阅大量书籍，在繁杂法条和晦涩文献中寻找蛛丝马迹，排列整理学习和研究材料。但今天，大语言模型轻易地打破了这种常态。只要输入几句恰当的提示词，AI在几秒钟内就能为你提供这样的“确定性”，或是在其他更加高阶的任务模式下用几分钟提供内容更丰富的“确定性”。

 

当获取确定性的成本无限趋近于零时，我们的确需要开始直面教育模式的变化。和许可老师的交谈给了我启发：我想，可以把法学的知识体系想象成一座宏伟的高塔——传统的法学教育是一场从塔底向上攀登的苦旅。我们从法理学、民法这些最基础的砖石学起，一层一层向上构建。过程漫长，有时甚至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但每往上走一步都在脑海中夯实了基础知识和法律逻辑。直到两周、三个月甚至多年后登顶，才能对高塔全貌有了综合认知。

 

而现在，AI技术改变了认识这座高塔的方式。大模型赋予了师生双方一种能力，让我们能够一览众山小，“空降”到塔尖：先通过AI看到了高塔的全貌，直接拿到了那个位于塔尖的确定性。

 

既然这种确定性已经唾手可得，法学老师、学生甚至法学教育的价值还有多大？我的看法并不悲观，颠覆性的技术浪潮恰恰给法学教育带来了新机遇。结合个人的教学体会，我想表达的是要“敬畏过程”。

 

首先，法学学习的核心能力已经转变为学会如何拾级而“下”。

 

AI已经把我们送到了塔尖，行之有效的学习就不再是盲目攀登，而是克服轻易获取答案的惰性，从那个现成的确定性出发，拾级而“下”。这就要求师生在教学和学习中都需要一步步回溯：大模型是依据什么法理基础得出这个结论的，有哪些回答我需要进一步验证和核实？敲击将我们送至塔顶的每一级台阶，去验证它的坚固程度。

 

其次，法学教育的核心环节是引导学生敬畏过程。

 

相比严格限制AI的使用（不可能做到），教育的规律告诉我们要因势利导。这学期我在承担《人工智能+》这门强调应用的研究生课堂上做出了不成熟的探索：我要求研究生同学在做课堂展示时，必须强制使用AI工具来完成，同时事先明确规定好他们在展示中所处的五个不同职责。承担每项职责的同学都可以展示如何和AI进行交互的，尤其是设置了“核查位”，避免直接使用AI生成的虚假内容，教师对学生提示的方式以及所研究问题进行程序和实体的同时评价。这个尝试的初衷，既为了展示减负和避免经常会出现的“搭便车”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教大家如何“用AI来研究AI”，希望学生把精力从堆砌材料转移到对AI生成内容的批判、修正和价值引导上。

 

最后，追求确定性是我们每个人的天性。

 

尤其对于还在校园里的青年法学生而言，在繁重课业和未来职业焦虑面前，渴望轻易获得确定性是无可厚非的。但请务必清醒，对AI给出的确定性进行识别、拆解、质疑乃至推翻，是我们当下在校园里真正应当追求的共同目标，在此之上所形成的识别判断能力，将是未来自身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尤其是，能为这份确定性附加良知、温度并承担最终后果的，只有我们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