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军前后和上大学之前，我也算在长江两岸生活工作过18个年头，但当“法律人类学之锦绣中国·长江学术研讨会”试图把这条大河同法律勾连时，我感叹这创意，更刺激我思考。我没法像部门法学者那样专注有关长江的具体法律问题；也没法像法律人类学研究者那样，具体关注、研究长江流域的区域文化环境如何影响和塑造本地法律和习俗。我的研究，若要说与长江还有点关系的，也就是宪制，中国的历史构成/宪制（historical constitutionof China）。这个功能性的宪制或称“大一统”有别于文本化的宪法或宪章，关注的是：这片土地上那些起初相邻但地理文化相当不同的区域是如何逐渐整合为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的共同体的；那些在各村落、部落中离散的个体是如何变成了相互认同的中国人民的。
我先前曾概括地从功能的层面分析过，小农经济的历史中国，何以必须大一统，但未能更细致地讨论可能性。后来也算有些许补充，却仍未能从时间和空间上更细致展开。本文围绕黄河流域与长江（江淮）流域的历史互动多说几句。核心论题是，农耕中国历史上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西周通过分、封、建实现的“大一统”更多限于黄河中下游，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联系颇为松弱；秦汉为更有效应对北方游牧族群的威胁，进一步整合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成必要；隋唐大运河推动了后世中国的政治中心东移与经济重心南移，以及南北中国的整合；随宋代“苏常熟”和明代“湖广熟”而来的“天下足”意味着整个长江流域成为农耕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带，促成和巩固了明清大一统。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极度复杂的疆域大国内生推动了这片土地一一更多借助长江一一的政经统筹和整合。这或有助于察知和理解举国体制和统筹规划在历史中国的源起；有助于在中国，思考、表达和阐述中国。
一、中原和江淮
早在西周时期，历史中国在中原地区小农经济基础上，就通过分、封、建，创造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这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不仅有别于世界各地的其他原生文明，而且就国家制度形态也即政制（constitution）而言，既有别于欧洲历史上的城邦宪制，无论正统还是变态，也有别于屡屡被太多中西学者混为一谈、在亚欧大陆上先后兴起的“帝国”。虽然都是广土众民，历史中国显著有别于欧洲的帝国：一是自西周之后日益趋向基于层级治理的大一统；二是核心一直是以“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所概括的选贤任能的贤能制/精英制。
尽管如此，当年在今天中国这片大地上，分别形成了沿黄河南北和长江南北的两大流域。可能受限于地理条件、气候温度及生产力水平，世界各地的人们最初都趋于在同纬度（同海拔）地区东西流动，趋于向下游地区扩张，相比之下，南北之间的流动较少。在夏商周时期中国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也大致如此。黄河中下游地区，人们的活动区域大致从黄河支流的渭河流域一直向东，直到今天的山东。长江中下游地区，人们的活动区域则从成都平原向东，穿过三峡，东到大海。有过由北向南的行动，历史记载的多属军事行动：征讨。但这个词定义了征讨者的目标并非迁徙，最后还要回到出发地，就因那时黄河中下游地区，广义的中原，政治、经济、文化都更发达。由南向北的行动也有，比如修邗沟那似乎是南方的吴国想进入当时文化更发达的中原地区；更著名的是楚国同晋国的两次战争，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和前597年的郄之战，一败一胜，先败后胜，展现了楚国有心进入当时中国政治中心地带一一中原一一的战略意图。
城濮之战示意图
黄河中下游流域各诸侯国之间互动频繁，主要因为这一地区一直面临着两个重要威胁。一是如何有效应对黄河中下游地区频繁的水旱和其他自然灾害：这可能造成民众逃荒，一旦失序就会引发中原各地的动荡；二是如何共同应对北方游牧族群的威胁。西周大一统因此与所谓的东方威权主义无关，大一统发生的前提其实是非常现实也皮实的社会功用。“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就是为集中力量办大事，以应对这类跨地域的麻烦。尤其是当周天子日渐衰微，各诸侯国间的血缘政治关系日渐淡薄，乃至“春秋无义战”时，就需要，也应运产生了，诸如管仲这样的大政治家，辅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以“尊王攘夷”为大目标，努力加强各诸侯国间的政治、经济、军事务实合作和互助。著名的葵丘会盟中，黄河中下游各诸侯国约定的第一条就是不以邻为壑，还确立要求便利各国间粮食流通，各诸侯国也不能任意更换继承人（引发政治动荡，殃及邻国）等一系列约定。参与“九合”的全都是黄河沿岸的诸侯国。
中原以南临近长江中下游地区。这里最主要的诸侯国是楚国，它几乎独占了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疆域最大时，从今天编制的地图来看，很可能接近150万平方公里，已不弱于中原各国的疆域总和；但楚国人口，据范文澜和郭沫若的估计，仅为其他六国的1/4。受封于汉水上游的丹阳（今河南淅川）的楚人，也曾想逐鹿中原，其势力甚至一度长时间触及黄河南岸地区，但并未真正成功进入中原。楚人始终在围绕长江水系迁徙郢都，楚国文化也显著有别于中原各国的文化。例如春秋中原各国国君均称公，楚则僭越称王，似乎欲与（周）天子试比高（值得注意的是，长江下游的吴国和越国国君也称王）。或许因被中原歧视惯了，楚王根本不在意中原的“礼”，公然自称“我蛮夷也”。
长江流域下游有在春秋后期先后称雄的吴国和越国。但除了一条号称大运河前身的“邗沟”外，对中原看不出有过什么实在影响。但长江地区水路交通便利，吴楚之间，吴越之间，竞争颇为激烈。吴王阖闾时，在伍子胥和孙武率领下，吴军曾攻破楚国首都郢，伍子胥报了父仇。后来越军攻吴，主力被歼，越王勾践率余部投降。夫差急于北上，以越王质吴为条件，许降。勾践服侍吴王夫差三年后，获释回国，“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公元前475年，勾践倾全国之力，灭了吴国。
这些粗略的历史勾勒只想让读者了解，当时中国的核心区域是黄河流域中下游，虽然与长江中下游之间有汉水和淮河连接之便，但两地缺乏足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整合。这一点在当时不是问题，也很难看出问题。但古人若是穿越到今天回头看，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若无有效整合，那么，一方面，作为一个统一王朝如果没有广袤的南方战略腹地、始终局促于黄河流域，很难应对北方游牧族群的长期大规模入侵，维持自身的安定和繁荣；另一方面，若没有中原文化以某种方式“衣冠南渡”，仅靠楚国，即便水路便利，也很难想象能更深入有效地开发长江中下游地区。至少就历史经验来看，只有明朝，是由长江中下游流域北上整合黄河中下游流域，统一了中国，其他各主要朝代，都是黄河中下游流域的政治势力南下，完成了对长江流域的政治、经济、文化整合。
由于疆域广阔，地形复杂，气候不同，历史中国南北东西各地的人力、物产以及相关需求很不均衡，即便各地小农自给自足，但从国家层面看，受制于各地之间人、财、物和信息的流通不便，治理这片土地麻烦很大、难题很多，比人口远少于农耕中国、一直散装的欧洲大陆各政治体所面对的麻烦和难题，至少更复杂，需要更多的本土制度创造。毕竟欧洲大陆西向，三面临海，无热带风暴之忧，政治经济中心大多濒海，沿海交通便利。相比之下，中国东向大海，夏秋台风频繁，交通显著不如欧洲便利。在东亚这片土地上一直都有一个非常中国的问题：在广土众民的中国各地如何有效交换各自需要的最重要的物资，可能在多大程度上指望民间的自发努力？是否需要一个政治经济的统一调度中心？其管控的分寸如何？
二、“均输”的背后
秦汉创造性地继承并升级了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却也使这个问题更尖锐了。秦和西汉均建都关中，一可以更快应对北方的匈奴，二可以充分倚仗关中的位置，借助渭河和黄河，来控制潼关以东（关东）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但关中狭窄，物产能满足本地的需要，却不足以满足反击匈奴的需要，更未必能从偏居西北的咸阳/长安及时支援关东地区，确保有效治理。秦和西汉整合了先前东周各国独立建设的区域水网，形成了横跨东西、联系南北的大规模漕运系统。
但这一创造性继承也没改变秦汉两朝受制于当时中国地分南北，难以北击，易于南下的基本格局。公元前225年，秦始皇统一中原韩、赵、魏三国后，不是乘胜进军统一更靠东北的齐、燕两国，而是从秦地发兵南下。首次南下失败后，继续倾举国之力，击败楚国，统一长江流域。此后，再转向远征并战胜燕国，令齐国不战而降。秦国的选择自有道理。我认为，除了楚国就在卧榻旁外，更重要的战略考量或许是，远征燕、齐，秦军需要大量粮草补给，却无法直接从中原刚战败灭国的韩、赵、魏获得，更难指望从被攻打的敌国燕、齐获得。比较起来，先出兵攻打地广人稀但农业发展潜力大，因控制上游地利，能以顺流运输之便保障后勤的楚地（长江流域），不仅难度较小，并且可以进一步获得补给。灭了当时抵制最强烈的楚国，解决了后顾之忧，灭楚所获以及楚国的财富，又为支持远征燕、齐提供保障。
同样的道理也可以解说，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尽管有几乎攻无不克的强大秦军，但他并没同紧贴秦北方边界的匈奴进行作战，而是几乎随即——前219年——派大军征讨岭南，秦始皇似乎想进一步拓展和巩固秦王朝战略后方。不是出于畏惧匈奴，因为就在4年后，前215—前213年，秦始皇拒绝李斯的劝阻，执意北攻匈奴，结果秦军终不能北渡黄河。汉代秦后，刘邦也曾出击匈奴，却遭遇了平城之围（前200年），这就有助于理解，四年后，“威加海内（而不是海外）兮归故乡”的刘邦感叹“安得猛士守四方！”恪守这一国策，吕后不顾匈奴单于来信羞辱，文、景二帝也忍气吞声，大汉长期坚持“和亲”政策，避免同匈奴直接冲突。几十年韬光养晦，直到平定“七国之乱”（前154年），汉武帝登基（前140年）后持续加强中央集权，才改变汉朝对匈奴的忍让防守，开始了战略对决（始于前129年）。
以往对这场战争的理解，多在于战争补给造成了巨大的财力消耗，但事实上，远比钱财更重要的还是粮草实物。在当时的农业和交通运输条件下，光有钱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真正决定战争走向的关键还是谁能运输更多的兵员、粮草、装备、牲畜和盐铁等战略物资到前线，提供更多的人力、物力支撑。数以万计的大军出征，所产生的消耗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仅凭首都一隅无法解决，只能从长城以南的广阔区域内大量征集，再组织起延绵不绝的运输队伍及时转运前方，这涉及如何征收、储存、调度、运输、补给和使用，非常麻烦。相比之下，若是出兵中原、淮南、江东和江南，还可以就地获得补给，但在华北和西北的农耕边缘地带，这就很难，且越向西向北就越难。这里人烟稀少，有钱也买不到补给。这就可以从另一角度理解《史记》中记载的：文景年间，国库中串钱的绳子都烂了；与此同时，大量粮食又在库房里腐败。其意味未必全是“文景之治”的富有；另一意味是，在西北咸阳，在武帝之时，如不能建立起四通八达的运输线路，及时将这些海量粮食输送前方，注定也无法将其转化为可以有效利用的战争资源，无法支撑起对匈奴的长期战略对决。由此可见，物资流通与运输的必要性再次显现。《史记》中也曾记载，当时从太行山以东地区（山东）向河套地区运粮食，绝大部分的粮食会消耗在向前线运送粮食的来回路上。在农耕与游牧的边缘地带对匈奴作战，气候冷，降雨少，定居者和定居地很少，汉军无法就地补给。这一历史现实有助于我们理解，在打击匈奴和修长城之前五年，秦始皇先发兵五十万，分五路，南征百越；理解，虽然面对北方匈奴的巨大压力，汉景帝为什么会首先安定江南和江东？以及，周亚夫何以可能，显然更多靠就地补给，三个月就平定了东南的“七国之乱”？
正是平定了“七国之乱”，确保中央政府控制富庶的江淮和江东地区后，武帝继位后施展雄才大略，决定对匈奴展开长期作战。但注意，汉武帝讨伐匈奴持续了竟达44年，也未能彻底击败匈奴。此外，也还应理解，在对匈奴作战的战术上，汉武帝为何推出了大规模的骑兵军团，涌现出霍去病和他的长途奔袭战术。不仅因为这适合与匈奴骑兵对决，而且从后勤补给上看，长途奔袭、速战速决，以及可取补给于敌，大大减轻了草原和沙漠地区后勤补给的重大压力，这有助于成就霍去病的“封狼居胥、饮马瀚海”。即便如此，仅消耗的物资数量，也难以长期继续。
对本文所讨论的问题更重要的或许是，这有助于理解汉武帝重臣桑弘羊为何在这一进程中推出了在历史上长期有争议，但至少对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意义和影响均极为深远的财政政策：均输和平准。
前115年，在对匈奴开战14年后，汉朝开始试行大司农中丞桑弘羊的措施；试行五年后，桑弘羊在全国大力推行均输平准法。所谓“均输”，就是调整中央与各地的物流关系，朝廷对全国各地至京师的物流统一规划和管控，排斥了那些为牟取重利而进入物流的商贾。在一些人看来，这明显是“与民（商贾）争利”。所谓“平准”就是朝廷注意以贵卖贱买来调节供需，平抑物价，打压本指望操纵市场牟取大利的商贾。实施均输平准法后，政府甚至可以从转运贩卖中获利，有记载表明，推行均输法及其配套措施后，很快各地粮仓和边防地区都有了充足粮食。北宋王安石变法中，就模仿了桑弘羊均输法的做法和操作思路。
这些做法与常规条件下的自由经济运作模型很不一致，国家干预太多，乃至于垄断。但在当时，在这个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战略中心区域并不自然重合的地区，在交通不便的农耕游牧群体相互争夺的边缘地区（在那里，马背上的民族匈奴在获得补给上有更多优势），自由贸易不大可能为正同匈奴苦战周旋的汉军保证有效和充分的战略物资补给。为保证战斗获胜，通过国家的统一规划和实施，将从各地汇集的各种物资，尽可能高效运输到急需地，对于汉朝制定和执行这一规划的主导者来说，没有什么不合适的，甚至就是最佳选择。这里当然要有经济效率的考量，但更要有政治、军事的以及更长远的经济、社会的考量。汉朝廷，基于当时各地的以及整体的社会需求，必须展示出足够的经济社会治理能力。这不仅需要缜密的计划，更要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才能应对农耕中国当时绝对重大的经济问题。这不仅决定一个政权的生死存亡，更可能波及至少上千万中原人民。仅此，这个决策的意义就大大超出常态的经济，具有了宪制意义（constitutional significance）。确实，若没有“均输”，朝廷不直接出面组织干预经济活动，当时许多普通农耕者就不会受影响。但必须看到，没有“均输”确保后勤供应，很有可能，也就没有“封狼居胥”的壮举，甚至可能就没有作为整体存在的这个强汉和它代表的这个农耕大国，历史上也就不会有汉武帝这位历史中国的代表人物，整个后世中国的历史有可能都要重写。这就是它的宪制意义——与有没有成文宪法或宪章全然无关！
甚至可以说，这是作为疆域大国的中国，从秦始皇开始便要面对，却是到汉武帝巩固了大一统之后，才必须直面的这个农耕大国治理的一个麻烦。试想，如果将物资补给完全交由商人按市场规律办事，如何保证前方的供应？将从各地征收的物资统一运到京城，由朝廷统一调度转运，这运输成本又会激增多少，可能引发多少混乱，会有多少额外的消耗和浪费？或是怕麻烦，让各郡国便利行事，“自由贸易”，这是否有助于文景年间“削藩”后重建中央权威的努力，是否可能令各地诸侯和朝廷命官淡忘了自身负有的对中央政府的政治责任，那将既无助于建立或重构与郡县制配套的中央对各地经济的管控，又无助于大国内各郡县间的相互制衡。有理由认为，这至少是汉武帝当政时的重要考量之一；然后才会是如何避免交通、通讯不畅，引发各地物资短缺或过剩，物品转运是否有利，财富利用是否充分等问题。
有关均输，在汉代一直有争议。争议点是，有官员依据相关法令刁难欺负百姓，给农民造成了更大负担和痛苦；也有官员营私舞弊，官商勾结。这些问题肯定会出现，需要应对；但也必须承认，除非不设官，不做事，否则这类问题不可能消失。就当时而言，真正务实的考量不能是至少主要不能是“哀民生之多艰”，而要从国家宏观治理的视角看：（1）总体而言，均输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2）在当时条件下，有无其他更好的现实替代方案，或者均输就是当时的“必要之法”；（3）从历史发展的长远来看，这些做法对于社会来说是否是有益和必要的尝试。如果这三个条件满足了，之后的问题就是选人任人，努力做其他边际性的调整和改善。
三、隋唐大运河与“天下足”
黄河中下游地区（北方）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南方）的进一步整合是在隋唐，除了军事、政治、文化外，影响重大且深远的是隋唐大运河。
农耕文明发生并繁荣在中国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长期在北方，秦汉之后一直偏西北。但随着中国大一统的发展，关中地区的粮食物资不足以满足朝廷的需求，也缺乏资源来更有效地控制关东。从关东也即今天河南、山东等地调粮到关中或是前线，旱路耗费太大，水路漕运又有黄河三门峡的险要——西汉时曾试图改造，但未能成功。首都咸阳/长安可以及时获得并回复有关西北方向的报告，却无法及时获得和回复其他地区的报告，不仅信息传递要跨越中原，更麻烦的是人力物资调遣也都要跨越中原，这毫无效率可言。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初夏降冰雹，关东有十多个郡国闹饥荒，至少部分因信息传递不及时、物资调配不到位，竟导致“人相食”。西汉末年王莽篡汉引发农民起义，起义军攻占了长安，城市几乎被毁。东汉放弃了定都长安，以洛阳为都。东汉末年黄巾起义，随后军阀混战。公元196年，曹操挟天子汉献帝迁都到中原的重要产粮地许昌“就食”；公元204年，曹魏政权的行政中心进一步东迁到黄河北面的邺城（今邯郸以南）。在曹操于公元198年写的《蒿里行》中，北方大地上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取代曹魏统一中原和江南的是西晋。但西晋很快陷入历时16年（291年—306年）的“八王之乱”，中国北方社会经济破坏严重。作为这一长时段大背景的还有自东汉开始更深深影响中国的长时段气候变冷。因北方草场枯萎，本来生活在北方草原、森林地区的匈奴、鲜卑、羯、羌、氐等族群先后南下。东晋王朝无心抵抗，永嘉年间“衣冠南渡”。中原北部先后出现一批胡汉融合的北朝政权。由于“衣冠南渡”，中原地区人口大规模南迁，以及长江天险提供的“偏安”，江南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中国的经济中心开始日渐南移。
280多年的战乱动荡后，589年隋文帝重新统一中国，开启了隋唐大一统。为就近震慑西北的游牧族群，隋唐均定都长安。但关中粮产物资不足以保证国都的消费。要确保首都战略地位，必须确保漕运畅通，向长安稳定供应粮食。但黄河的中流砥柱一直威胁漕运，渭水水道也曲折多沙，漕运困难。隋文帝深感问题严重，登基后第四年，就下令开凿长安到潼关的广通渠。即便如此，在位20年间，隋文帝也曾于584年和594年两次前往洛阳“就食”。甚至广通渠通达到洛阳后，也没能彻底解决长安的粮食问题。唐太宗、唐玄宗在内的好几位皇帝，都曾屡屡“就食”东都，武则天更长期定都洛阳。
显然为应对长安的饥荒，隋炀帝继位后很快就建洛阳为东都，因大部分时间在洛阳办公，可以不再移都就食。继隋文帝开凿广通渠的事业，隋炀帝还于继位当年开凿沟通黄河与淮河的全长650公里的通济渠，当年通航。紧接着，他整修邗沟，把洛阳同南朝史书中“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的长三角地区连接起来。五年后，隋炀帝又开凿了从镇江经常州、苏州、松江到杭州的800里江南运河，财政上有了更大的江南腹地支持。此前，隋炀帝为统一北方、攻打高句丽，便于粮食物资运输，在黄河以北地区开凿了白沟等渠漕，开凿了通向今北京通州的永济渠，沟通了黄河和海河，成为隋朝向黄河以北、太行以东地区运粮、用兵的主要运输线。所有这些努力，会同前面提及的广通渠，借助黄河，构成了大运河水系。
继位后仅六七年，借助黄河，隋炀帝就建立了纵横南北东西的水道交通网。这对当时百姓而言是苛政，隋炀帝也为此身死国亡，但对随后的大唐，尤其是唐初的国强民富，作用巨大。直到安史之乱，北去的永济渠被藩镇盘踞，运河的交通受到影响，唐朝廷只能控制通济渠、邗沟和江南运河。即便如此，只要黄河以南的运河系统畅通，唐朝庭的形势就基本稳固，江南运输中断后，唐朝就亡了。隋唐大运河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唐朝。最初的运河，无论是邗沟，还是连通长安和潼关的广通渠，都还只是局部工程，最多也就是区域工程；隋唐大运河规模巨大，联系广泛，是个举国工程。它便利和促进了南北中国各地政治、经济的交流，成为整合历史中国的关键的制度设施。虽然是几代人规划和努力的累积，却令其成为内生于农耕中国的一个重要制度。正因为其大大便利了农耕中国在更大疆域内资源的有效配置，也能令后人更深刻地理解它，因何需要？何以可能？为何要集中国力？该如何统筹规划和落实？
隋唐大运河从余杭向北蜿蜒折返穿行在长三角南部，到扬州后，向北和西北通航到洛阳，再拐向东北方的涿郡。这不仅沟通了中原和中国的东南地区，也把中原从水路上同整个华北平原地区联系起来了。此外，从洛阳借渭河和广通渠向西到长安，则把关中地区同从南到北的整个中国东部农耕地区，首先是从经济上，进而也就从政治上和文化上，紧密联系起来了。隋唐的大一统，进一步补强了秦汉的大一统。
隋唐大运河的开通，在相当程度上，也消除至少是弱化了桑弘羊当年采取“平准”、“均输”等政策中隐含也引发的那些为贤良文学批评的“抑商”或“与民争利”等弊端。但值得注意的是，恰恰因为隋朝集举国之力修建了这一关系国计民生之长远的重大基础设施，充分利用江淮地区的既有水网系统，更是打通了长江以北地区的核心水路交通运输网络，才令商人有了更大的市场，货运成本急剧降低，竞相且便于加入南北长途水路货物转运，在逐利中实现了农耕中国的南北东西整合、巩固和拓展。如果不是隋炀帝推动，很难想象，这一工程有多大概率会在当时付诸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这项伟大工程，一个更大的江南，之后则是整个长江中下游区域，与整个中国北方，形成了真正的政治、经济利益共同体，也即中国文化共同体。
根据陆游的记述，至少自北宋开始，仰仗着中国东南地区即长三角地区的财赋，已形成“苏常熟，天下足”的财政格局。也就在这篇文章中，陆游不忘“岷山导江，行数千里至广陵、丹阳之间”，这隐含了明朝民谣中的“湖广熟，天下足”，且“天下信之”的局面必将来到。
两宋和大明记录的这个由王朝统一有效的财政支持、控制和整合的“天下”有两点颇为特别。首先，春秋战国甚至秦汉时“国”（中原农耕区）与“天下”（周边非典型的农耕区，包括南方蛮夷）在文化意义上的区分还很显著，但在宋明时期，至少在这两句民谣中，这种文化意义上的区分已不再那么显著，甚至很难察觉。其次，宋、明两朝分别实控的“天下”很是不同。在两宋尤其是南宋时期，朝廷依赖江东（长三角地区）的财赋，实际仅有效掌控了中国的东部和南部农耕区。“天下”的这个名没变，明王朝依据了一个更大纵深更广阔的江南——整个长江流域，从财政上支撑和行政上予以整合的则有大片两宋一直未能有效控制的西南和北部疆域。这也可能解说，至少作为重要变量之一：历史中国历朝历代的大一统一直是由北向南，唯有明朝统一的历程例外。这也更能解说，几个世纪后的鸦片战争，何以是英国军舰侵入镇江，可随时切断南北交通运输大动脉京杭大运河之后，清政府便同英国政府签订了近代以来中国人视为耻辱的中英《南京条约》。然而，即便土地和主权被列强切割侵犯，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在过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生动历史中，就何为中国及其构成（constitution）早就有了一个最基本的理解。尽管是直到近70年后，历史中国才有了第一份宪法文件——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
四、一个猜想：关于举国体制与经济计划
并非世界各地都会遇到历史中国面对的问题。欧洲就很不同，那里海岸线极漫长、平原几乎占了一半面积，气候条件也较中国优越，没有热带风暴（台风），纬度虽高于中国，西中欧地区也没有中国东北那样的严寒；在那里，早就出现了诸多小政治共同体，也出现过疆域广阔的帝国，但其内部居然一直没有——相对于历史中国——多少内在有效的政治、文化整合。今天的欧洲几乎就是历史欧洲的投射。中国境内各地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差异太大，人口总量大，但高原、沙漠、草原、山地，各地理区域人口密度相差巨大；两条世界顶级大河横贯东西，景色迥异；其他大河，甚或支流如汉水，也常常令人“不可泳思”或“不可方思”。就在这种地理环境、气候条件下，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为了改善生存境地，不能不思考，能否以及如何规划、组织、协调和落实众人的相关努力，来实现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以及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经济互补和整体改善。
哈耶克认为每个人只要独立自主，自然会磨出自生自发的秩序。即便欧洲社会真的是这样发生的，那也很可能是各方面条件都比历史中国好太多的欧洲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的产物。但欧洲后世诸多小国与帝国的一再轮回，似乎挑战了这一论断。企业和垄断的出现，也挑战了哈氏关于市场秩序和公共秩序的个人主义解说。就中国而言，或许就因为始终面对的是更复杂艰难的地理环境和更激烈频繁的族群冲突，即便小农总是自给自足的，但农耕中国文明的核心地区从一开始就趋向一种更积极进取的个人主义和天下主义的结合：“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关注个人利益，也强调个人责任；但混合后，一直不是抽象的个人主义，而是，可能与密集聚居的农耕有关，更容易察觉个体的自然差异和社会角色的区别，并因此几乎从一开始就更关注精英贤能政治，包括在农耕社会中因体力、社交和组织经验更强的成年男性个体对家庭、社区、国家和天下的责任，正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和平天下”。
这种生存环境要求并促使中国人不仅关注做事，更关注做成事，尽一切可能。社会是要求人的适应，却不仅仅要求人的适应；社会也是人生的舞台，可以努力进取，必要时甚至要“知其不可而为之”。人们不仅要有追求，更要有计划和措施，“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礼记·中庸》）；不仅要有短期的“一日之计在于晨”，还要有长期的“一年之计在于春”，直至“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管子·权修》）。努力首先是个人的，但要做成事往往必须有组织协调诸多个体甚至诸多利益不一致的群体（家庭）、共同体（村落或部落）的计划和实践；要思考周密，包括做事的顺序，细枝末节，努力“行云流水”，最好能“水到渠成”。但有时“知其不可而为之”，就要准备“出师未捷身先死”。知道“天命”，也知道“天命不可违”，除要“三思而后行”，反复斟酌权衡比较外，更要知道世界上很少有“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情况，一定更多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但“凡事如是，难可逆见”，那就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慷慨悲凉！悲凉慷慨！
这并非都是儒家传统。其实这就是中国古人不同程度分享的智慧，以不同的表达，一直游走于不同场合。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重新理解乍一看过于消极无为的老子的话，与治理后来的也即你我的中国有关，“治大国若烹小鲜”——就因为这个中国，一直是这个世界上的疆域人口大国。但“烹”当然包括，却不可能全等于“不折腾”。“烹小鲜”有可能更需要厨艺，精细的预案和规划，准备相应的配料和佐料，更要懂工序和火候。几千年来一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中国人的日常经验和历史经验，也以各种形式，融入了历史和现代中国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不仅有空间上的，“全国一盘棋”；更有时间上的，“一张蓝图绘到底”，从“一五”开始接续实施至今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努力。
这应提醒我们，做大事、治大国的真正前提，不大可能是什么自由放任，相反一定要想在前面，计划周密，行动审慎，包括有时，至少当“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时，就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其实写诗、写文章不也如此？冯象曾就此给我启发：信口拈来个《七步诗》，这可以有；但脱口而出《离骚》或《问天》，这可能吗？苏轼“解衣欲睡，欣然而起”，留下了《记承天寺夜游》；但即同样是他，“月色入户”有可能令其口占《前后赤壁赋》？！任何重大事业，尤其如历史中国的大一统，不可能真的是浑然天成，“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以及所谓的顺势而为，或顺理成章，那更多是后人的修辞性概括。
本文只是简要展示了：黄河流域与江淮地区、长江流域的相互渗透、融合和整合，即便真的是自生自发的，那也不是一次冲动，而是一个延续数百年上千年的前赴后继。其最终落实也主要不是因为人们一直念念不忘，而是，即便人们常常想忘记，甚至以为忘了，最终也没绕过这件事。就得前赴后继干事，干成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才能比先前活得更好点。在小农经济时代，这片大地上，有很多有想象力的能人，一直自在地散落在无数村落里，他们并不知道，但偶尔突然会想到，更想知道：“帝力于我何有哉。”如何把他们组织起来，干成大事？这就一定要有一种制度的凝聚力：即便也需要说服、教育、引导和强制，甚至常常必须有。但最需要的其实是民众对于这个制度的基本信任，以及基于这种信任才可能发生的誓言：绝不辜负这一信任的体制。举国体制这个词出现得太晚了，来自外国，起初说的还只是新中国的体育。但真正催生这个词的，如本文中隐含的，其实是历史中国的社会实践。它早就存在，一直存在，生动呈现在这片古老又年轻的土地上。
知乎上有个帖子有关全球河流货运量排名。排名第一的是中国长江，货运量超过第2至第9名河流的货运量总和。这岂止是条黄金水道？这简直像是中国的黄金内海！珠江排名第二，京杭大运河位列全球第三。对这个帖子，我不敢全信；却又不敢全不信：毕竟，仅2025年上半年，大运河苏北段的船舶通过量就超过了11亿吨。难道这是决心要证明中国古人穿越了多少个世纪的洞察、见识、判断力和行动力？还不能忘记“高峡出平湖”的名（毛泽东的诗句）与实（三峡水电站），以及随之而来的万吨级海轮直达重庆！还有直接惠及京津冀以及沿线地区1.85亿人口的南水北调东中线工程！还有长江北岸正忙碌的河南出海港口建设工程；以及在长江南岸，江西和湖南等省沟通长江与珠江的运河工程。
长江，这条贯穿东西的黄金水道，自远古流淌至今，不仅是地理的纽带，更是中国大一统宪制的塑造者。从楚地文化与中原的碰撞，到秦汉以其为战略后方支撑北疆安危，再到隋唐大运河打通南北命脉，宋明“苏常熟”、“湖广熟”奠定经济核心，长江始终是区域整合的关键引擎。它以航运之利贯通物资，以经济之力凝聚认同，更催生了举国统筹的治理智慧。长江的奔流不息，正是中国大一统格局生生不息的鲜活注脚，它塑造的不仅是疆域与经济，更是中国特有的大国治理基因与文明底色。长江塑造中国，仍在继续！同时，更是新中国成就了雄阔壮丽的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