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人工智能的确是讨论的热点，过去两周当中，我自己参加了大概十场会议，主题全部围绕人工智能。我们每个人都在谈论人工智能，这有点像马克·吐温说的：每个人都谈论天气，但也不知道能够对天气做点什么。但今天，关于人工智能，我觉得我们或许确实可以有所作为。

 

我今天要谈的问题，有点像谈天气，可能真的像谈天气，因为人工智能立法的统分缓急之争已经持续很久。人工智能立法如今看起来已箭在弦上。今年5月，国务院年度立法工作计划中明确提出“完善人工智能治理，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综合性立法”。现在学界的解读，包括中央在行动层面的措施，都是落在最后一个关键词上——综合性立法。如果分解这句话，我认为它由四个关键词构成：第一是“综合性立法”，第二是“健康发展”，第三是“加快推进”，第四，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是开头的“完善人工智能治理”。

 

实际中，这四个关键词往往被解读落在“综合性立法”上。首先，我们需要认真去思考什么是综合性立法？关于“综合”，我想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是形式上的综合性。这里的统分之争，在于是否要制定一部comprehensive code—— 像民法、环境法法典化那样？学界目前基本都不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形式上的统分之问是一个伪问题，无需再讨论。我们不是要制定一部无所不包的完整法典，而是进行框架性立法。

 

第二是内容上的综合性。人工智能不是单一存在，而是由众多要素构成，如数据、算法、算力、网络以及各种场景应用。从产业链条看，它涵盖研发、训练、部署、运行、使用、评估、退出等全生命周期环节。从主体关系看，开发者、训练者、部署者、运行者、终端使用者之间的法律关系也多种多样。正因为链条很长、要素很多、主体多元，这部立法实际上要处理要素之间的连接关系，以及链条不同节点之间的风险传导效应与累积效应—— 某个环节单独看可能没有风险，但风险会传导到下一环节，并在不断传导中放大累积。综合立法在这个意义上，正是要打破各部门碎片化、只顾及本部门本节点的立法局限，建立全局视野的治理框架。因此，它在内容上应覆盖全要素、全流程，但不去提供高度细密的规则，而是搭建包含要素、链条、主体的治理框架。

 

第三是功能上的综合性。综合性立法实际上是要体现功能上的复合性，而非单一功能。我们过去常讲“统筹安全与发展”，但这句话放在立法层面几乎等于没说。在具体的制度设计层面，人工智能的框架性立法无非解决两件事：一是建立有效的风险治理框架，二是建立发展促进框架。这正是把“统筹安全与发展” 分解为制度上可操作的目标。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今天讲的人工智能立法的统分之问基本上解决了。但是具体内容怎么做，现有研究基本上都没有展开。

 

第二个问题，“健康发展”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认为“健康” 与“发展” 是两个倾向不同、侧重点不同的概念。人工智能的“健康”主要指如何做好风险控制，把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水平。就像人要保持健康，需要均衡饮食，但谁也不会完全照做，健康不是完全没有风险，而是把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程度。人工智能也是如此，健康发展不是追求零风险。法律层面的健康，主要在于把风险的识别机制、分类机制和控制工具搞清楚，因此这部法律必须包含一套风险治理结构。同时，风险的类型也不一样，研发风险与落地应用的风险并不相同。研发本身存在风险，但只要尚未投入使用，其风险与现实应用中的具体风险是有差别的，风险判定和治理机制也应有所区分。比如超级AI的研发风险，美国就存在 “绝对不准研发” 的悲观主义主张。而发展，则是指对人工智能的技术研发、产业落地、场景应用提供组织、人员、资金、政策上的支持。所以综合立法从工具箱看就两类：一类是风险规制的工具箱，另一类是产业促进的政策工具箱。

 

第三个问题更具争议，加快推进是什么意思？如果“加快” 只问速度，那么“加快”很可能与“健康”产生直接冲突。有学者用 “国际竞争窗口期越来越窄” 来论证加快的必要，但何以知道明天中美竞争的格局会怎样、人工智能技术又会出现什么重大发展？为什么是窗口期越来越窄，而不是越来越宽？至于科林格里奇困境，这并不是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它讲的其实是信息困境与权力困境：新技术刚出现时我们不了解，因而不去治理；但它不断嵌入整个社会网络，等你回头治理时，它已拥有了“power”，你未必治得了。这是早期信息不足、晚期能力不足的持续性困境，并不会因为出台人工智能立法而消失，因为技术嵌入社会所放大的权力，反而可能使困境进一步加大。

 

最后，回到根本。无论综合性立法、健康发展还是加快推进，最终都要回到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完善上来—— 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完善，这才是我们进行立法的目的。它不是一句修辞，而是一个目的。中国需要的不是一部“人工智能法”，而是“人工智能治理法”，回到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升我们在这一领域的竞争力与治理能力上来。我就汇报这些，谢谢大家。